论艺术批评的生产属性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指明了艺术批评的生产属性,这是艺术批评生产属性的逻辑起点。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西方艺术批评生产理论史涵盖了艺术技巧、艺术生产过程、艺术生产方式、艺术生产关系等艺术批评的各个环节。中国艺术批评理论建构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艺术生产经验,解决学科本位问题,把握艺术批评的主体立场和价值取向,创新艺术批评的阐释模式和话语系统,增强艺术批评实践性和生产性,形成开放、独立的艺术批评话语体系。     

社交媒体中企业分享奖励营销模式研究

社交媒体中用户之间的分享行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分享奖励模式开展社会化营销,以挖掘新用户。本文构建“嵌套”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分享奖励机制设计,并对比分析了分享奖励营销模式与传统大众广告营销模式。主要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奖励策略包括单独奖励新用户、单独奖励分享者以及同时奖励分享者和新用户三种。不同策略的选择受到价格以及用户之间社交关系的影响。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弱时,由打折奖励引起用户购买概率增加的“折扣作用”强于由分享奖励金引起的“推荐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新用户策略;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强时,“推荐作用”强于“折扣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分享者策略。同时,企业选择大众广告营销模式或者分享奖励模式受到市场渗透率和用户之间社交关系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国家义务构造论的功能主义建构

国家义务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工具。确定国家义务内容主要诉诸基本权利功能、人权保障和规范主义3种路径。但以上路径过于强调国家义务内容的组成,从而带来理论层级设计混乱、语词选择不一、内部逻辑不明、理论功能不完善、整体性建构缺失等弊端。欲解决以上诸问题,层级化、递进式的国家义务构造理论为可行方案。其中,自由权向社会权的转向决定其实质内容,需求层次理论形塑内部层级结构,而融贯体系化和系统构造论则提供外部理论支持。功能主义系统论和内容理论的积淀最终建构了以尊重、保护和给付为基本要素的“二元三层次多位阶”的国家义务构造论。     

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红楼梦》佛教文化用语英译探析 ——以霍克思译本为例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蕴涵着佛教精神,佛教中的"色空"理论、禅宗思想均对全书的内容、结构、思想产生了影响。原文中有大量具有象征意义、蕴含着佛教哲学思想的佛教文化用语。文章通过分析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中佛教文化用语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探讨佛教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学的影响,以及英语世界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解读与接受。     

论四言诗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人们已习惯在四言诗之外探寻五言诗之源,但将汉语诗歌之分为"四言""五言"等仅是不得已的语言策略,已将鲜活的诗歌纳入语言的牢笼。由于诗歌本为"长言",其音节数量往往会挣脱汉字数量的束缚,而五言诗正是源于四言诗的五音节化。《诗经》主体为四音节诗,这将汉语诗歌发展纳入齐言框架。主体情境和解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音节长度及句读模式被打破,音节之顿挫及语气沉郁,已对音节之绵延和分化虚席以待;《楚辞》在汉初的盛行,使得"句外"之语气助词"兮",栖息于四音节模式之中,进而演化为早期五言诗之语气词,后正式分化为一个独立音节,成为五音节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汉初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楚辞》独白式私人视角,也使得长歌当哭成为一种必然。